溯往：出身及经历
——“儒林第”和刘氏家族
1921年5月17日(民国十年四月初十)我出生在成都南门纯化街(又称南门三巷子)108号一座称为“儒林第”的庞大院宅，成都人称为“刘家大公馆”。这座能容纳200人居住的深深庭院，加上东西两侧附属的“小公馆”和“新公馆”以及家族印书馆和街对面包括尚友书塾在内的家庙延庆寺，足足占据了这条街1/4的地段。
“儒林第”大门上方高悬着一幅黑底金字的“儒林刘止唐先生第”的大匾，门前有一片在当时不能算小的广场，足够停放六乗大轿或十几辆人力车。两只石狮坐落在大门门整两侧。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那双重大门和双重二门之间，屹立着四株两人合抱的百年香樟树，院内还有一棵年代更加久远的古槐树，它们正象征着“儒林第”的年龄和它的兴衰。
“儒林第”的历史可从这棵槐树开始。古树旁有一间宽敞的厅堂，称为槐轩，它既是客厅，又是课堂和练功场所。槐轩的主人刘止唐是我的高祖父，也是“儒林第”的第一代主人。据族谱记载，刘家是明末清初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迁移到四川来的。始祖名刘冠山（编者按，根据刘氏《族谱》记载，应为刘朝弼，字棐忱），最初定居在川南眉山县，其后裔刘厚庵迁居温江县，至刘玉函又北移成都南面20公里的双流县，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诞生了刘沅(字止唐)和其兄刘濖(字芳皋)。
据传，止唐公之父汝钦，精于《易经》，洞彻性理，止唐公的学业基础多受自其父，但止唐公自幼聪慧好学，其学术成就仍主要缘于自己的努力。双流县黄水乡板桥梓文昌宫附近还保留着一座“儒林第刘止唐先生兄弟读书处”的两米多高的鎏金大石碑。“文化大革命”期间，此碑不翼而飞，“文化大革命”后经族人在双流县寻得重竖。
关于止唐公的传奇经历不少，据《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4年双流县政协内部资料，刘止唐年轻时虽三度中举，但因天性纯孝，秉承“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古训，不愿离开寡母，从而放弃了进京会试的机会。30岁左右随兄进京时，在湖北当阳紫盖山遇一道人传授了《道德经》，使刘止唐后来在学术思想上能融儒释道三教哲学于一炉而自成体系。他在京不久，又返家事母，自己也染重病，幸遇一卖药的云野老人为之诊病，并传授“存心养性”的内气功，后成为刘止唐独树一帜的“槐轩道”(俗称刘门)。刘止唐从未为官，只以讲经传道而声名大噪，门徒遍及全国。据清国史馆《刘沅传》载：威丰中，候官林鸿年为云南布政使，至蜀得沅书，读之惊喜，求问时，沅已亡，乃受业于沅弟子内阁中书刘芬，尽购其书，及罢官归，遂以其学转相传习，闽人称为川西夫子。1948年，三兄刘铸晋在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亲见一座为“川西夫子刘止唐先生”竖立的石碑，足见止唐公的知名度已遍及全国。“儒林第”，即门生集资为祖师爷所建造，刘氏家族亦移居至成都，从此止唐公在槐轩设馆讲授学，后人供奉其塑像于延庆寺内。
关于止唐公的学术成就，据双流县文史资料以及贾顺先、戴大主编的《四川思想家》的记载，止唐公的遗著十分宏丰而富哲理。他注解的四子、周易、诗、书、三礼、孝经等的指导思想是“尽除门户之见，不荀同，务求当于经义”等，有许多独立见解(《清国史馆本传》)其经史著作等共200余卷均由刘氏家族木刻印书线装单行本出版，其中涉及了哲学、宗教教育学、文学等。民国初期，整理编辑的《槐轩全书》成为刘沅著作的全集，四川省图书馆藏书中收藏了民国三年至三十二年(1914—1943年)木刻本线装刘沅著作共23种、107册。
“儒林第”大厅内悬挂着一只巨大隔额，金边、蓝底、金字，内容是清朝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朝廷将止唐公一生事迹宣付史馆立传的奏文，成为后辈所景仰。高祖止唐公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学识深广的经学家和思想家。止唐公自述：“愚幼赢善病，自孩提至弱冠，濒死数矣，幸受教野云老人达七八年之久，传授‘存神养气’，即修身养性的内气功”，加之他的胸怀坦荡、因而身心健康、得以几十年潜心于学问，取得重大建树，且长寿达88岁，并在60岁以后连举八子。关于这支刘氏家族的繁衍近况，时代巨変，已无族谱可查。1990年，以成都为聚居中心的后裔们曾举行一次刘氏家族集会，到双流为止唐公扫墓。1993年1月31日，又在成都举办了一次族人成就展覧会，我三哥铸晋、三嫂黄润苏、五弟文晋、八妹刘方等和我的作品作品资料都被展出，获得好评。
我在“儒林第”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光(1921—1939年)，对“儒林第”的兴衰和一些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也略有所知；至于当代人物，则多限于直系亲属中我自幼即有所听闻者。
止唐公的8个儿子中，我的曾祖父是第4子。名桂文、字云坳，我没见过他。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家祠堂两壁均要挂出列祖列宗的彩色画像，从画像上看，他是一个瘦削精干而严肃的人；我还见过他入京会试前用宣纸练字的蝇头小楷，字体极为工整秀丽，我们幼时曾用它作为临摹的字帖。他为清朝殿试第6名，被选为翰林，在北京作监察御史多年，以清廉正直著称。据说，他与戌戍政变牺牲的六君子中的川籍刘光第和杨锐都相交颇深。后来他调任广西梧州知府，半年后便瘁死于任上，子孙们受此事变的影响，自此不愿再入仕途。我的曾祖母姓黎，据说是与湖北黄陂二任“总统”的黎元洪出于同一家族。
刘桂文先生书《重修寨尔峪茶棚》碑，现存京西门头沟山里风景区。
止唐公的第6子名梖文、字子维，是乃父的道学继承人，即“槐轩”的第二代主讲，他老年得一子名威炘，即止唐公的么孙鉴泉先生。止唐公的孙辈，即我的祖父辈虽有24人之多，但我只见过4人，即我的祖父，排行第5，名咸荣字豫波，和他的胞弟咸焌，字仲韬，排行15，及其胞弟咸燡，字晦愚，我们叫么爷爷，不知其大排列为几。此外就是年龄最小的堂弟咸炘，字鉴泉，为二十四爷爷，简称四爷爷。成荣、成炘、成焌三兄弟学识过人、社会上誉为“双江三刘”，其中威焌先生为“槐轩”第三代传人，咸燡先生为第四代即末代传人。
刘沅先生自题像《一老图》，自喻“知心孔孟”
槐轩第六子刘梖文，字子维
祖父豫波公乃清末拔贡，教坛圣手，博通经史而擅古典诗词楹联、又以书画闻名于世。其诗、书、画都有独到之处，诗宗白香山、陆放翁，书效黄山谷，而所画石、竹及兰花高雅挺拔，有“书画双绝”之誉。在《武侯祠匾额对联注释》各版共辑录出自22位作者或书家之手的26幅楹联中，祖父一人即撰联四幅，还有匾额一方。5件作品中有3件保留了他的书法原貌，另两件为豫老亲侄、已故书家刘东父和豫老学生当代书家黄稚荃女士补书。对联存于武候祠正门和正堂各殿，对祠堂内容及蜀汉历史提纲掣领，概括全面且布局有致。社会评论豫老之联对仗工整、铿锵上口，又有极强的概括力，浓厚的儒学理论和做人准则。长久以来广为人们称道者有二门的：“合祖孙父子兄弟君臣辅翼在人纲百代存亡争正统；历齐楚幽燕越吴秦蜀艰难留庙祀一堂上下共千秋”以及诸葛亮殿内的：“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等等。他的墨迹还以楹联雕刻的形式遍于四川的名胜古迹，如峨眉山、青城山、成都武侯祠、望江楼、杜甫草堂等处。
槐轩第五孙刘咸滎 字豫波
豫老家学深宏，学识渊博，虽累及仕第，文名远扬，却恬淡而无心仕途，终生在蓉奉母读书，聚徒讲学，犹如其祖父止唐公。他曾先后执教于尊经书院、游学通省师范学堂、成都府中学堂、成都大学、华西大学，是成都教育界历时最久、声誉最著的名宿之一。现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李劼人等均曾受教其门下。
豫波公还为保护文化遗产作出过重大贡献。民国初，四川军阀争夺地盘，常强驻庙字、任意毁坏。当时祖父被誉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军阀对诸老也不能不假以礼遇。豫老便约集五老联合向“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申请，要求修复武侯祠，而刘湘以“库帑支绌”为由几次三番托词拒绝。但豫老不顾年高，不惜屈躬纡己，数度亲往公署对刘湘晓以古迹留存对文明教化之要义，终于说动刘湘在民国以来首次维修武候祠。豫老还说服刘湘以督办公署名义严禁军队驻札文庙(孔庙)、武庙(关羽庙)，使两庙在战乱中得以保全。
祖父也因此被成都士林公认为“五老七贤”之翘楚，社会各界皆称之为刘豫老。他还是位社会活动家，清末曾被选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晚年曾任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员。他为人正直，敢于为公众利益大声疾呼。
由于祖父心胸开阔，性情恬淡，不慕荣利，生活俭朴，烟酒茶均不沾，珍花惜树，醉心大自然，并热爱体力劳动，每天日出即进园栽花浇树，故健康高寿湖州安吉刘姓来源，于1948年94岁时无疾而终。遗憾的是那时三哥和我都在美国留学，未曾为他送终。但据我后来所知，当时由成都社会各界为他举办的丧礼是相当隆重的。
十五爷爷咸焌(仲韬)，在我幼年时，他已轻度瘫痪，每年年节都是由我母亲率众子女去给他磕头拜年。他曾中举人，但终身传道讲学，门徒上万人，其中不乏全国军政商绅各界显要，因而他的声望也不小。他曾创办过许多书塾和慈善事业，他常说：“学莫大于取人以恕，而善善从长，不事苛求，律己以严”，他是一位宽厚慈祥的老人。
槐轩第十五孙咸焌，字仲韬
槐轩第十七孙刘咸燡，字晦愚
二十四爷爷咸炘(鉴泉)，秉性极其聪颖好学，虽然不幸英年早逝(36岁)，但其学术成就出众，年轻时便已放射出熠熠光芒。他曾先后在父亲和堂兄的指导下学习，但主要靠他自己锲而不舍，勤学苦思，其所涉猎的学术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经史百家和诗词书画乃至白话文学等等。短短的一生，著述竟达235部，共475卷之多、总名《推十书》。他的学术成就得到专家、学者所公认，梁漱溟、陈寅恪、蒙文通、卢前等等都对他评价很高，甚至推崇备至。鉴泉公一生未涉足政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者。他除主讲于尚友书塾外，还任过成都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以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讲课时，座无虚席，门窗之外，环立而听者颇多，求学问道的学者咸服其教。
槐轩第二十四孙刘咸炘，字鉴泉
在我父亲一辈中，人数虽然众多，但知名度较高者甚少，也许是时代变迁和儒林门第走向式微的象征吧。其中较为发达兴旺的是我们第四房(曾祖父云排行第四)。我父亲刘恒阶字叔平，伯父刘恒堉字厚生，他们都是清朝末年的四川绅班法政学堂的毕业生。那时虽已废除科举制度，但由于家庭的熏陶，他们都有较好的文学根基。由于家道已经中落，只有从政以谋生计，都曾担任过“荐任”级的职务。特别是我父亲，子女多达11人，不得不同时兼任多职，以养活这个大家庭。他曾任过律师、推事、县长、报馆主笔、中学教师等，为时最长的是担任四川军阀的文秘职务，其中在刘文辉军部任职时间较长。
绅班法政学堂的生源是士绅的子弟，它培养了成成变法后最早一批政法人才。学堂所授法律、政治教材主要是由留学生从日本和西方引进的，因此对我父亲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表现在思想求新，如男女平等；认为中国应兴工业，等等。他在经济拮据条件下仍竭力让子女均能受到良好教育，使之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其后均有成就。
祖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只教男孩作诗填词，父亲则教二姐和我读古文。父亲为家计辛苦一生，尤其为儿女的教育等花费尽心血，但在还未看到子女全部成长，就在1944年57岁时辞世而去。
母亲何君若字文蕙，秉性温良敦厚，一生操持家务，克勤克俭，相夫教子，可谓典型的贤妻良母。但对子女要求仍很严格，甚至体罚。母亲于1952年63岁去世，三哥在美国曾戴黑纱一月以诉哀悼。 母亲祖籍云南，其祖父何桂清为清朝封疆大吏，《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四，何桂清传》载：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二十八年擢兵部侍郎，调户部。成丰二年，督江苏学政。粤匪(大平军)扰江南，桂清疏陈兵事，劾疆吏異偾事，侃侃无所避，文宗奇之。四年授浙江巡抚。自贼踞江宁，东南震动，桂清严防要隘，别谴一军屯守黄池，扼苏、浙之冲，贼来犯，会提督邓绍良却之。五年，道员徐荣战殁，和春继任。桂清因言徽、浙唇齿，宜主客一心，事乃济。时安徽巡抚移驻扎庐州，徽州、宁国二郡悬绝江南，不能遥制，谕命桂清兼辖之。七年春，两江总督怡良解职，文宗以筹饷事重，难其人，大学士彭蕴章荐桂清，命以品顶戴署两江总督、寻实授。是年冬，克镇江，以济饷功，加太子少保，十年春，又因克九洑州，晋太子太保。桂清意气发舒，倚畀益重，甚负时望。大军屡捷，合围江宁，贼势窘蹙，四出求援。伪忠王李秀成乃窜浙，分大军之势，由安徽广德经取杭州，仓猝城陷，惟将军瑞昌守内城未下，诏促柱清、和春遣军速援，提督张玉良率兵驰赴，至则内外夹击，遽走，临安、孝丰、安吉诸城相继复。诏嘉桂清功，予优叙，时贼已围金坛，陷江阴，谴总兵马得昭、熊大喜，副将刘成元水陆分路御威(中李秀成计)分兵益单。贼乃合众十馀万出建平，一由东坝趋江宁，一由溧阳窥常州，桂清闻之，几失所措。会马得昭、周天孚分援苏、常，贼已趋金坛，陷句容。句容为大营后路，自此继绝，大雨雪，大营兵冻馁，索饷不得，乃噪乱，相率尽溃。和春、张国梁退守丹阳。桂清疏陈：“丹阳以上军务，和春、张国梁主之，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部署稍定，而贼已迳犯丹阳，国梁死之，和春奔常州，桂清大惊，总理粮台查文经等希其意，请退保苏州，桂清即疏陈军事付和春，自驻苏州筹饷。将行，常州绅民塞道请留，从者枪击，死十余人，始得脱。张玉良留守，寻亦走。数日城陷，屠焉。桂清至苏州，巡抚徐有壬推勿纳，疏劾其弃城丧师状，和春退至无锡，伤殒。桂清讬言借外兵，遂之上海，苏州亦陷，有壬殉之，遭疏再劾桂清，诏褫职逮京治罪。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各国联军犯京师，车驾幸热河，迁延两年。王有龄及江苏巡抚薜焕皆其故吏，叠疏为乞恩，不许。言官数劾奏。同治元年，始就逮下狱，谳拟斩监候。大学士祁俊藻等十七人上疏论救，尚书李棠阶力争，谳乃定。桂清援司道牍为词，下曾国藩察奏。国藩疏言:“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是冬，遂弃市。桂清由侍从出任疆吏，才识明敏。在两江值英吉利挑衅，选陈应付之策。偕大学士柱良等议税则，多中肯綮，亦不能尽用其言。
两江总督 何桂清（图片来自网络）
在有关中国外交史实的研究文献中对何桂清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在《幽暗之门：中国的首批外交大臣们》中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产生的最伟大的一位转型期外交家应该归于何桂清，他已认识到了清朝传统体制中存在的这种制度障碍。他是第一位敢于向皇的外交政策表达异议的大臣，也是第一位洞察国际间权力斗争和强权政治实质的中国高宫。何桂清米用新式的国际惯例和方式来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对清政府一贯忽视的近代国家利权观念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清政府一直坚持的‘华夷的辨’观点和政策持有不同看法。更为可黄的是，他竟敢冒杀头之险对皇帝谕旨提出不同意见。偌大的一个清王朝找不出几个既明晓时势又敢于直言的大吏，何桂清为第一人也。但最为可惜的是，他因1860年太平天国攻破常州城之前，弃城而走。被锁拿进京，于1862年被斩杀。何桂清成为一闪而逝的政治流星而未在外交史中留下更多的痕迹”。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何桂清仕途中荣耀与挫折的另外一个鲜明侧面。
何桂清一生及常州失守获罪的过程已基本明白，但其后代如何会定居成都，仅从一些参考资料得知何桂清在常州临危之前已将其父、妾、幼子2人送到通州，这三代人是如何因避难而辗转来到成都的，则不太清楚。只是从父辈得知(两个大家族要联姻，必然要知道对方身世)，何桂清为我母亲的祖父，两个幼子中较长者为我母亲的父亲，亦即我们的外公，因母亲为么女，出生不久，父卒，已不能记忆父亲，更无人告诉她前几辈人的情况。
我的11个兄弟姊妹中，除四姐童年早天外，大哥均鋆晋比我大9岁，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旧制中学，拟去上海升大学，但因是长子，长孙，于“父母在不远游”，祖父及父母不愿他远离家庭而劝其留在家中自学中文，致中文及诗词颇有成就，其生活和工作也承袭了父辈的轨，可惜在不惑之年早逝。七妹在成都解放时，适逢高中毕业而被招到市妇联工作，以后随夫去了河南滑县农村，后在中学教英语直至退休。其余8个子女均完成了高等教育。二姐鉁晋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因自幼久病而成为一名中医。三哥铸晋比我大两岁，从小聪慧用功，在大哥的启蒙和指点下湖州安吉刘姓来源，10岁时就写了《古寺闻钟》的五绝并发表在成都《国民公报》。二姐、三哥和我都在1938年参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考试院举办的全国统一高考，二姐和我考入四川大学，三哥考入陕西武功西北联大，先后转学金陵大学、昆明中法大学，最后毕业于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化学系。这使他自己和父亲都很不满，但他却在复旦中文系订下了他的终生伴侣黄润苏。三哥和我一起在1946年考取自费(官价外汇)留美。但要凑足这笔经费仍极困难，后得到原籍双流县的慷慨拨款资助，始得成行。
刘铸晋、黄润苏夫妇
三哥于1948年去美 Rochester大学，1952年完成博士学位后，因中美交恶被阻回国，直至中美日内瓦会谈后才得以朝战中的美战俘交换，于1954年回国。在滞美期间，除工作外还同三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借诗词倾吐思念情怀，这些诗词成为三嫂作品中的一部分而出版。三哥回国以后定居上海，在科分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曾兼任广东省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从事萜类、精油、香料化学、生物碱分离和结构及液晶材料合成等研究，并培养了一批博士研究生，他还参加了九三学社，20世纪80年代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不幸于1993年初夏因患癌症而逝世，3个儿子现工作生活在美国。
五弟文晋抗战期间毕业于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后任四川音乐学院教授及作曲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作曲、音乐理论人才，并指导研究生进行音乐与电脑相结合的边缘科学研究。他曾组建“成都海星合唱团”，作团长兼指挥，演奏洗星海和聂耳的抗战歌曲和他自己谱写的交响乐，指挥演出过《黄河》、《森林》、《长根歌)、《四季》、《弥塞亚》等中、外优秀清唱及大合唱，创作了《A大调交响乐》、电影音乐《拉壮丁》、《勐河的黎明》、《山间铃响马帮来》、《刘胡兰》及叙事大合唱《想老焦》、艺术歌曲《怀念》、《祝福》等音乐作品。他现已离休。
幺弟刘中比我小5岁，也在抗战时期就读于重庆国立艺专，习油画，解放后，在成都工商银行作宣传工作，因常需绘领抽像而收藏有马、恩、列、斯、毛头像，“文化大革命”浩劫初期，被诬陷为“扼杀领袖的反革命”(因头像有头无身!)而入狱，后平反，现已退休。他是成都著名艺术家，有“三大绝活”，即烙铁画、叉笔画和手影戏，人称“四川三绝”。其手影艺术有所创新，被中央电视台和成都电视台录放，并有专著在香港出版。
其他4个妹妹中，六妹刘云毕业于四川大学农化系，毕业后在四川大学工作，后随川大农化系营养化学专家陈朝玉教授转西南军区工作，授予上尉军衔，后转到成都化工研究设计院工作，现已退休。
七妹在饥荒年随夫回河南老家，后在中学教英语，现还在河南滑县，是我们家庭中惟一的农村户口。
刘方翻译阿贝尔 加缪《鼠疫》
八妹刘方解放初期高中毕业后参军进藏，立过军功，1956年复员入西南俄专读俄语，后转学到南京大学外语学院读法语，1962年毕业，中文和法语都较好。曾在中央电视台做法语翻译工作、后调外文局《中国文学》社工作，成为正高级专业文学翻译。她曾将大量中国古典和现代诗词、散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译成法文出版。她的法文译著还有长篇小说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凌力的《少年天子》和杨书案的《老子》。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不少法国文学作品，其中长篇小说有都德的《小弗乐蒙和大里斯勒》，雨果的《冰岛恶魔》，乔治・布隆的《巨鲸历险记》，巴尔扎克的《夫妻生活的烦恼》，普鲁斯特的《逝去的阿尔贝蒂娜》，罗贝尔・梅尔勒的《倾国倾城》，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布瓦尔与佩库谢》，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女儿》，以及《阿维依情侣》，《给幸运儿讲的故事》，《福楼拜文学书简》，蒙田的部分随笔等，受到读者喜爱。为以上工作，她曾多次去巴黎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和法国同行交换意见，其女刘红雨承继母业，现在为法国国外广播电台编播华语节目。
最小的九妹刘容，解放后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分配到天津歌舞剧院工作，现已退休，在北京教小孩拉小提琴，因教学经验丰富而颇有名气。她的儿子梁大南自幼由母亲启蒙教授小提琴，曾任中央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和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现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我们兄弟姊妹中竟无一人攻读工科，却有5人读了文科，其中有3人还学了艺术，这使父亲为“实业救国”的愿望落空而感到不安。但他并未干预儿女们自己的选择，如我选择了学农，连我家老保姆都因不能理解而为我难过，但我父亲却从未反对过。儿女们虽因未完成父亲的宿愿而感歉疚，但后来都成了有益于社会之人，并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和文化建设作出了自己的最大贡献，这也许是对先父在天之灵的一个安慰吧。
